第二届国医大师

李今庸：中医训诂一代宗师

　　●他是中医训诂校勘第一人，50多年笔耕不辍，考证所引用先秦两汉、唐宋时期的书籍达257种，其中医学类75种，子类19种，经类16种，史类79种，典籍50种。

　　●他能将经典医籍原文一字不差地背诵，被誉为“内经王”“活字典”。编写高等院校中医经典教材，在全国推广经典教学，让中医经典传承遍地开花，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优秀人才。

　　●他为中医发展奔走呐喊40多年，是著名的“十老上书”者之一，写下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提案、建议、信函200余篇，推动了中医药发展。

　　早晨八点，他正在办公室伏案书写，镜片几乎贴于桌面上，手臂摆动缓慢而遒劲，工整漂亮的钢笔字跃然格子稿纸上：“固活就是姑活，固、姑字通。”

　　9月中旬的一天，李今庸在湖北中医药大学古籍研究室，正全神贯注地进行中医训诂校勘工作。看到记者到访，他放下手中的笔,迫不及待地从一摞高高的书稿中抽出一封信，满满的一页页的手写稿,标题是写给有关部门关于对“中医药法”的几点建议。虽年届九旬，听力和视力严重下降，却仍心系中医药发展。

　　“我会继续写下去。”他的目光坚定而柔和,一句简单的话语中，透出了一位中医大家的信心和坚持，力量与情怀。

　　“内经王”是怎样练成的

　　“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1991年国家组织编撰《中国医书百科全书——中医学》，李今庸被特邀为编委。在一次编委会期间，一编委欲以《内经》中一条有关妇科的原文出处为难主编，见主编一时答不出，于是李今庸脱口而出上述文字，并指出该文见于《素问·骨空论》。会后，有人拿出原著一对照，果然一字不差，感叹道：“内经王”“活字典”并非虚传。

　　李今庸不仅能背诵出医书原文，如今只要有人提到《黄帝内经》的某一内容，他都能不假思索地指出，本段内容是在《素问》或《灵枢》的某一篇，所以被人们誉为“内经王”“活字典”。而这一切，则归功于他人生中的“三位老师”和他自身的刻苦勤奋。

　　1925年出生于湖北枣阳一个中医世家的李今庸，其名出自《三字经》：“中不偏，庸不易”；字昨非，语出陶渊明《归去来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自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7岁入私塾读书，跟随老师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等儒家经典著作，为后来学习中医药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13岁因日寇入侵，家乡沦陷，遂辍学在家跟随父亲学习中医，购药炮制，兼以学文。在他父亲的指导下，先后研读《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八十一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以及《雷公药性赋》《时方歌括》《伤寒方歌括》《医宗金鉴》等医书，同时还阅读了《毛诗》《周易》《书经》等古书，并随其父学习临证之术。由于父亲要求严格，11年后，才准许他独立行医。

　　1953年,李今庸响应政府号召在家乡以父亲的诊所为基础组建了“联合诊所”，成为当地政府领导下的主要医疗机构，替四邻八乡的百姓防病治病。1954年到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课程。1955年，李今庸调至湖北省卫生厅中医科工作。1957年，又从省卫生厅调至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后更名为湖北中医学院，现为湖北中医药大学）任教，担任中医教学工作。

　　1961年，一本杂志彻底改变了李今庸的命运。

　　近代学者、时任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的蒋立庵老先生送给他《江汉论坛》杂志，其中主要刊登的是有关古书校勘、训诂方面的文章，让他深受启发，立志掌握校勘训诂学的相关知识，以便更有效地研究整理古典医籍。之后，他又先后阅读了大量有关小学方面的书籍，如《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尔雅》《广雅》《小尔雅》《广韵》《集韵》《玉篇》等以及诸子百家、二十四史等，并由此走上中医训诂校勘之路。

　　中医训诂校勘第一人

　　1982年，黑龙江省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中医高栻国先生专门找到李今庸询问：“《淮南子》书里讲的‘玄田为畜’一句，是不是指‘气功’”？他请李今庸考证一下。多年来，李今庸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直到2004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考证“玄田为畜”时作了阐明：

　　“畜”字，周时本作“兹+田 ”，李斯作小篆时省去其上部“兹”字之半而成“畜”形，《淮南子》误认其为“玄田”而成，遂说“玄田为畜”。据此，《淮南子》书中虽有言及气功者，然此“玄田为畜”之义，则与气功无涉也。

　　“治学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厚积而薄发，一丝不苟，言必有据，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草率，这才是治学之本。”李今庸常这样说，其一生治学的经历堪称学者榜样。

　　训诂校勘工作枯燥而沉闷，研读数百种古籍，在晦涩深奥的古文字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错漏中寻求真谛，依类汇总，再记录成文，这需要人完全沉下心来工作。遇到一个难题,有时需要研究数天、数月甚至数十年。

　　就这样，李今庸一坚持就是50多年，90岁了依然笔耕不辍，成为中医界第一个中医训诂校勘专家。

　　“每写一篇文章，父亲都要头痛数日，然而他仍乐此不疲，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写几篇。”李琳说。她是李今庸的女儿兼传承人，在湖北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负责整理研究他的学术经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每天保持读书、思考和写作的习惯。80岁以后发表了近70篇文章，出了3本书。”

　　“书不校勘，不如不读。”李今庸对中医训诂校勘工作有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他将清朝乾嘉时期所兴起的治经学方法，引入到古医籍的研究整理之中。依据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的基本原理，以及方言学、历史学、文献学和历代避讳规律等相关知识，对古医书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多者刈之，脱者补之，隐者彰之，错者正之，难者考之，疑者存之。

　　所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如《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太素》《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肘后方》《新修本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马王堆汉墓帛书》，以及周秦两汉典籍中有关医学的内容共计24种古书。在他的代表著作《古医书研究》中，考证所引用先秦两汉、唐宋时期的书籍，其书名达257种，其中医学类75种，子类19种，经类16种，史类79种，典籍50种，杂记约18种。

　　从上世纪60年代至现在，他发表了诸如“析疑”“揭疑”“考释”“考义”这类文章200多篇。2008年， 80多岁的他在外地休养时，凭记忆又搜集了古医书中疑问之处88条，其中《内经》82条，《伤寒论》1条，《甲乙经》5条。同时，还从《吕氏春秋》高诱训解的文字中，总结出声转可通的文字121例。

　　由于李今庸教授在中国古籍研究中做出的成就，他多次参加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重点古医籍之审稿定稿工作，如《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灵枢经校释》《难经校释》《针灸甲乙经校释》《脉经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针灸大成校释》等7部古医书的集体审稿定稿工作。

　　经典传承全国开花

　　“吾人生性太鲁钝，发展中医愧无能。三十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 当李今庸看到一些中医药大学生毕业后，只有一部分从事中医药工作，一部分改行从事西医工作，而还有一些人成了中医学的否定者和反对者，曾在一首诗中无限伤感地写道。

　　这由此也引起了他的深思，对中医药学这门特殊学科，在教育对象上必须要有所选择，即先应爬罗剔抉，而后再刮垢磨光，要择人而教，因材施教，这就成了他后来在招收研究生中“宁缺勿滥”的思想基础。

　　1979年湖北中医学院招收《内经》硕士研究生，一名考生专业成绩很差，李今庸不予录取，而当时管教学的副院长坚持要录。性格耿直的他气愤地说：“谁要录，谁去带”，而他始终坚持不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7年李今庸调至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至今，已50多个春秋，培养了一批合格的中医药人才，成了中医药队伍的生力军。

　　1966年以前，他曾先后给湖北中医学院各届本科班、西学中班讲授《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八十一难经》等经典著作以及“运气学说”等。上世纪70年代后，又先后给师资班、本科班讲授《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医学基础》。自1978年开始，又连续指导了数届《内经》专业硕士研究生。曾先后受全国十多个省市中医院校及中医药科研机构的邀请，讲授《黄帝内经》和《金匮要略》。

　　为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人才，李今庸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多次编写或参与编写中医药教材。1958年，他在湖北中医学院筹建了“金匮”教研组，1959年编写了《金匮讲义》作为本科专业使用。1963年代理主编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试用教材《金匮要略讲义》，从而将《金匮》这一学科推向了全国。1974年协编全国中医学院教材《中医学基础》。1978年，主编了《内经选读》供中医本科专业使用。1987年，参与编著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内经》。

　　主持教研室工作期间，他注重对教师的培养。1981年，他提出了“知识非博不能反约，非深不能至精”的思想。1982年，他又要求教师养成“读书习惯和写作习惯”，并在教研室创建了图书资料库，收藏各类图书800余册。1986年，组织教师编写《新编黄帝内经纲目》和《黄帝内经索引》。通过编辑书籍及教学参考资料，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坚持十几年不懈努力，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中医药教师队伍。

　　小方常药起沉疴

　　1976年 9月23日，湖北某大医院的一晚期肺癌患者的舌头忽缩至舌根，几阻塞呼吸，家属求医院想法使舌伸出，医生说这是肺癌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计可施，并断言病人活不过10月1日。后请李今庸来院会诊，经给予猪苓汤加味，一剂其舌即伸，并以中药延长了其寿命。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当积极争取”，李今庸治病从不“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而是一心赴救。他认为，为医者不在于能医疾，而在于能医人之所不能医之疾。77年的临床实践中，他强调临床实践对医学理论的依赖性，注重辨证施治，善治内科、妇科疾病，尤其善治疑难、危重病证。

　　“方不在大，对证则效；药不在贵，中病即灵。” 李今庸经常这样告诫学生和弟子。他的每张处方一般为八九味药，最多十二味药，很少超过十五味者，每味药的重量多在10克左右，虽用小方常药，往往也可以起沉疴而愈痼疾。

　　他还喜用单方、验方，如将使君子肉用馒头皮包裹吞服，以治疗小儿蛔虫；用五倍子研末醋调敷脐，以治小儿尿床、盗汗等。从不轻易选用贵重药物，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唯一开过的一味贵重药是猴枣,且是为了给一位肺癌晚期患者维持生命。

　　对待病人，无论贫富贵贱，均一视同仁，从不希求回报。李今庸住在校内时，从家乡来找他的病人特别多，学校也有职工和学生介绍病人来家中看病。

　　上世纪70年代，他曾治愈了咸宁地区某供销合作社主任的顽疾，此后两人关系甚好，常有书信往来。那是一个各种物质都必须凭票购买的年代，一日主任出差来武汉，顺便给他带来一包猪油，放在桌上，抽身走了，他数次写信询问钱数，主任总是避而不谈。他无可奈何，于是根据当时市场上的价格和猪油的重量，给主任寄去了相应的钱数，自此两人再无往来。

　　因拒收病人财物没少得罪人，但他从不后悔。

　　为中医发展奔走40余年

　　在李今庸的书房里，收藏着数十万张资料卡片，除了大量的中医药研究资料外，还有中医药政策、学术、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多年来他每天都会阅读一些报刊，养成了收集信息的习惯。

　　时刻关注全国中医药的大小事件，看到利好政策出台，喜不胜收，而对于负面信息，则痛心疾首。不仅关注，事实上，40多年来李今庸一直以实际行动在为振兴中医药发展而四处奔走呐喊。

　　1982年12月，他同全国十余名中医药专家一起签名，向中央反映全国中医药事业情况，并积极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1984年又同全国11位中医药专家一起签名，上书国务院总理，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其后，他又同另一位中医药专家，支持并促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建中医药出版社。

　　2003年4月，李今庸在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的信中，提出了“迅速制定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法规，明确中医药学应保持其固有特色，根据自身规律在实践中发展”等建议。

　　多年来，李今庸以湖北省政协常委、省科协常委、省中医药学会理事长等多重身份，多次深入基层进行中医药调研，不断地写提案、信函、建议,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争权、争财、争发展空间。

　　为切实减轻百姓看病负担，1993年他建议在湖北省广大农村普及中医药、气功保健知识，推广中草药单方、验方、针灸、按摩、热熨、刮痧、拔火罐等简便疗法，并将这一工作纳入湖北省燎原工程活动中去，使广大农民“小病不出村，有病看得起”。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李今庸教授共写下提案、建议、信函200余篇，推动了中医药发展。

　　最近的两封建议书，是关于中医药教育和立法方面的建议，信中透露了他对中医院校教育和中医西化深深的忧虑。无论这些建议能否被采纳，但写下去，这或许就是他的使命。